（原标题：人们越来越爱存钱了，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人们似乎比以往更爱存钱了。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人民币存款增加了18.82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了4.77万亿元；这当中，来自住户部门的存款增加10.33万亿元，而去年同期为7.45万亿元，同比增幅高达38.7%。在近期市场流动性增加、各大银行存款利率明显下调的背景下，居民存款却不降反升，而且增加幅度如此之大，着实是有些不同寻常。

而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一、为什么人们越来越爱存钱了？

在我看来，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居民预防性储蓄意愿明显增强。

众所周知，今年以来奥密克戎变异株在国内多点开花，由于病毒潜伏期缩短、传播速度快，使得上半年国内疫情面广频发，防控难度大大增加。在“动态清零”总方针的客观要求下，多地都采取了强有力的封控措施，致使人流物流受阻，很多具有出行、聚众属性的线下服务类消费场景减少。

与此同时，在疫情冲击下，很多企业难以正常开展业务，生产经营压力不断增大，部分公司甚至面临着裁员倒闭的风险。叠加本轮疫情的长尾效应和未来的不确定性，很多居民的收入和工作岗位不再稳定，不安全感日益上升，尤其是那些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中低收入群体对于未来的预期更加偏谨慎态度，避险心理得到强化，由此引发了预防性储蓄的攀升。

事实上，央行于今年二季度进行了一轮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58.3%，比上季增加3.6个百分点；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占23.8%，比上季增加0.1个百分点；而倾向于“更多投资”的居民仅占17.9%，比上季减少3.7个百分点。这些数据可以反映出居民预防性储蓄意愿的增强，也是上半年居民存款大增的最主要原因。

其二，资本市场遭受重创。

今年以来，受美联储加息、俄乌冲突等因素影响，全球资本市场普遍遭受较大冲击，很多国家都经历了股债双杀，投资者风险偏好下降，避险情绪上升。就我国而言，上半年人民币贬值致使外资回流，国内疫情大面积反弹导致经济运行受阻，加大了市场对于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忧，其结果就是资本市场波动加剧，股市更是出现暴跌。其中上证指数由年初的3651点跌至4月底的2863点，同期的创业板指则是从3349点跌至2122点，跌幅分别高达21.6%和36.6%，使得2亿投资者普遍损失惨重。

不仅如此，资本市场的波动加剧还引发了一连串连锁反应。例如，很多基金类产品回撤巨大甚至出现亏损，由此引发赎回潮，继而又造成了股市的下跌，就连银行理财产品都出现了“破净”。在此背景下，绝大多数普通投资者的财富都出现了缩水，资金流入资本市场的意愿不强。相比之下，银行存款的安全性更高，收益也更为稳健，故而越来越多的人都选择将钱存入银行，将其视为资金绝佳的避险场所，由此让存款金额不断增加。

此外，房地产行业的不景气也是不可忽视的又一个原因。根据《中国财富报告2022》的相关数据，2021年我国居民资产中近70%是实物资产，其中房地产占绝对主导地位。不过今年以来，房地产行业持续不景气，尤其部分民营房企陷入融资困境，个别地区保交楼出现问题，由此导致居民购房意愿大幅度降低。其中不乏一些人将原打算用于购房的钱存入银行，这同样在一定程度上推升了居民存款。

二、是好事还是坏事？

人们比以往更爱存钱了，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我们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在此不妨先来讲一个小故事，是由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伯纳德·曼德维尔于300多年前创作的《蜜蜂的寓言》：

在一个蜜蜂王国里，起初所有的蜜蜂都想追求奢华的生活，它们在辛劳酿蜜之余，整日大吃大喝，挥霍浪费，日子过得非常惬意，整个王国也变得非常繁荣兴旺。然而随着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它们逐渐意识到挥霍浪费不是好的行为，于是就转变了生活态度，开始崇尚节俭：吃的比以前少了，用的也比以前省了，而因为不用花销太多，大家干活也没那么起劲了。结果原本生机勃勃的蜜蜂王国日益凋敝，国力也逐渐走向衰落。

曼德维尔提出的这一观点无疑是惊世骇俗的，因为当时的古典经济学家眼中，无论是从经济层面还是道德层面，都应该反对奢侈浪费，提倡节俭和节欲，如此便可增加全社会的储蓄，银行也可以因此而开展更多的投资活动，有利于刺激经济增长。正因为这一思想在18世纪初期占据着主流，《蜜蜂的寓言》一经问世就引来了各种批判，曼德维尔本人甚至还遭受了不少人身攻击。

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曼德维尔的理论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到了1936年，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出版发行，作者是世界闻名的经济学宗师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该书中，凯恩斯提出了一个观点：勤俭节约对于个人或家庭来说是美德，但对整个社会来说却不然，因为消费的变动会引起国民收入同方向变动，储蓄的变动会引起国民收入反方向变动，节约意味着支出减少，会导致社会总需求不足，继而引起经济的降速甚至衰退；换言之，储蓄虽然可以为个人致富铺平道路，但若是整个国家都加大储蓄，将不利于经济社会的繁荣壮大。

这便是著名的“节俭悖论”，它可以说是对于曼德维尔思想的继承和发扬，该理论也深刻地影响到后来各个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

事实上，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来说，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所需要的发展导向也是有所区别的。具体而言，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时期，全社会物质相对匮乏，市场供给远远无法满足需求，此时的确应当崇尚节俭，鼓励居民多储蓄，以此来实现资金的积累，继而扩大投资规模，提高生产能力。

不过，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升，物质财富也越来越丰富，逐渐出现了供过于求的现象，而收入水平的提高让居民对于消费有了更高的要求，这时就需要通过促进消费、扩大需求来带动产业端的升级，从而让供需双方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新的动态平衡，如果消费不振，势必会对各行各业的生产造成制约，从而影响到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步伐。

当然，促进消费和铺张浪费并不是一个概念，经济发展需要消费的助力，但不等于提倡过度消费或者炫耀性消费，经济的发展与个人的全面进步，从来都不该相互脱节或是背离。

三、如何将居民存储转变为消费？

话说回来，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部门存款的大幅度增加，其另一面是消费的低迷，是消费对于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并未得到很好发挥，这对于推动国民经济复苏、畅通“国内大循环”来说都是不利的，因此才更应该引起重视。

那么，如何才能将居民储蓄转变为消费呢？

诚如前文所述，既然居民存款增加的最主要原因在于预防性储蓄意愿的增强，那么预防性储蓄何时能减弱便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关键。

为了便于解释预防性储蓄的变化，这里不妨借鉴安信证券的研究思路，以2003年北京城镇居民在“非典”时期的表现作为参考。从下图中可以看到，2002年以来北京城镇居民的储蓄率整体处于上升的趋势中，但在“非典”疫情最严重的两个季度，储蓄率要显著高于长期趋势水平，反映出居民为了应对风险和不确定性而积累了预防性储蓄。尽管“非典”在当年6月下旬就消失了，但北京市民的预防性储蓄并未得到即时性的缓解，9月份以后才逐渐回归长期趋势线，而2004年“非典”疫情已经确定消失的三个季度后，北京城镇居民储蓄率才出现反向的补偿性下降。

如果按照这样的节奏，那么在新冠疫情反复和常态化防控的背景下，居民的预防性储蓄恐怕在短时间内很难下降。事实上，从近期消费者信心指数的走势也可以看出，当前居民消费信心明显不足，今年以来就业、收入、消费意愿等分项指数也都显著下滑，侧面解释了上半年居民存款为何大幅度增加。

正因上述种种，想要真正将将居民储蓄转变为消费，继而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支撑，当务之急便是要进一步强化与创新城市管理机制，采取更加科学精准防控疫情手段，尽可能平衡防疫与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的平稳有序，以此来稳定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降低不安全感。

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加大力度稳就业，让国人能拥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继而提振消费信心，考虑到中小微企业是吸纳就业的重要载体，故而需要从稳定中小微企业着手，通过减税降费、发放补贴、减少裁员、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等多方面措施来稳定企业运行，要抓好重点群体就业，针对就业市场中的弱势群体来制定相关的就业政策，完善灵活就业人员劳动权益保护、保费缴纳、薪酬等政策制度，更好开辟消费和就业新空间。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疫情对于中低收入人群的影响要比高收入人群更大，因为前者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工资，后者则是财产性收入居多（见《人们为什么不爱消费了？》）。而且由于房贷、车贷等各项支出的影响，不乏一部分中低收入者处在低储蓄甚至零储蓄状态。再考虑到高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要低于中低收入人群，而中低收入人群又占总人口比重的大头，故而想要通过提振消费来促进经济回暖，长期来看势必要着力提升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尽可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形成“橄榄型”橄榄型分配格局。

具体需要把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作为调整收入分配的重点，并在再分配过程中，通过财政、税收等措施，调节各收入主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注重公平。此外，还应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在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使体制更合理、机制更规范，切实减少广大居民的后顾之忧，从而真正让人们敢于消费、愿意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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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星图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星图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付一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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