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张晓慧：以我为主保持定力，应对全球加息潮）

文/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助理张晓慧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为了应对疫情冲击，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频频“放水”，结果是经济虽有起色，通货膨胀却水涨船高。2022年3月，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以应对通货膨胀为名开始加息，截至2022年11月，美联储在年内的加息次数已达6次，加息幅度高达375个基点。大量文献证明，由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独特地位，美联储实际享有作为“全球央行”的红利，在制定本国货币政策时，大多数经济体尽管不一定会“唯美联储马首是瞻”，但至少会把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走向视为重要考量因素之一。这使得全球各经济体不同程度地被迫置身于美联储政策紧缩的外溢风险之中。很多经济体别无选择，只能跟随美联储加息。截至2022年9月底，年内已有大约90个经济体的央行加息，其中一半央行有单次大幅加息至少75个基点的情形。

在当前世界经济增速缓慢，许多国家通胀与债务高企的状况下，全球“加息潮”无疑会进一步推升融资成本，加剧企业和民众负担，抑制生产和消费，导致经济增速继续趋于下降，还使得一些政府的财政状况恶化，债务负担加重。同时，加息也可能对资本市场造成较大冲击，引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股票、债券等的价格下跌，而更高的利率和更少的流动性也会加大企业融资难题。现在看来，本轮“加息潮”不仅会给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造成较大的

负面影响，对部分发达经济体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可小觑，其中欧洲受到的冲击尤为显著。总之，“加息潮”可能加剧全球经济衰退风险，加大金融稳定风险。

加息的主要目的是抗通胀，那么加息能否真的抗通胀呢？目前西方经济体的高通胀成因复杂，既有疫情期间超宽松的宏观政策带来的需求方面的因素，也有疫情导致的供应链破坏、劳动力供给不足以及俄乌冲突等带来的能源供给短缺所导致的供给方面的因素。而加息至多只能抑制其中的需求因素，很难解决供给问题。不能排除的一种情况是，目前的加息在抑制通货膨胀方面作用不足，反而在引发经济衰退方面的作用有余，从而把经济更快地推向滞胀的泥潭。

我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回顾过往几十年我国所经历的内外部考验，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首先要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我国货币政策决策是“以我为主”。我国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是维护物价稳定。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我国是少数仍然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之一，保持了政策定力。我国货币当局在金融支持抗疫中既没有“大水漫灌”，也未采用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QE）、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等非常规货币政策，更多的是通过改革的手段来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当然，外部冲击对国内货币政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海外汹涌的“加息潮”，中美货币政策的显著分化，是否会降低人民币资产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令我国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和人民币汇率稳定面临更大挑战？毋庸置疑，我国经济韧性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但经济中这些不确定性也都真实考验着中国金融政策的内在稳定性、前瞻性、精准性和有效性，提示我们必须认真加以应对。我国将如何应对？

带着这些问题，本期封面专题将深入探讨全球“加息潮”可能带来的诸多影响，包括各经济体该如何应对全球经济衰退可能性加大的前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应采取哪些举措方可在全球政策收紧带来的溢出效应中免遭池鱼之殃。

（本文为《清华金融评论》2022年12月刊卷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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